耿兆锐：“中国热”漩涡里的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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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4期（总第70辑）。
耿兆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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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GUORE
“中国热”漩涡里的法国重农学派
17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热”（China Vogue）。这股来自遥远东方的异国文化在浪漫之地——法国——盛行的广度、深度、持久度都远超其他欧洲国家。在当时法国，中国比欧洲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彼时，欧洲流行的风向标也大多与中国有关，来自中国的一切向欧洲呈现出靓丽迷人的玫瑰色。
身处“中国热”漩涡里的西方经济学家群体——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tie）——也不甘寂寞。这群人的精神领袖是号称“欧洲孔子”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他们人为想象建构出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
在他们眼中，中国俨然成了“梦寐以求幸福生活前景”的样板。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有“西学东渐”、“洋为中用”之说，毫不夸张地讲，当时的法国似乎是一派“东学西传”、“中为法用”的热闹景象。
有意思的是，法国“重农学派”之称谓，实则是中文误译的结果，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不自觉地联想到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思想。不过，二者确有许多相通之处。
魁奈为首的法国重农学派对中国的兴趣点也主要是集中于经济思想方面，当然，也涉及中国政治制度领域。
通常，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可否认，法国重农学派群体由于历史原因，都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们大量采访和接触到了从中国返回欧洲的访华使节、传教士和商人团体。
最有价值的是，重农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杜尔哥（Anne Turgot，1727-1781）与赴法留学的中国基督徒高类思和杨德望交往密切。
这两位中国人回国时，杜尔哥写了《给两位中国人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指示》，列出了52个问题的调查提纲，内容涉及中国经济生活、经济制度的方方面面，并委托二人收集中国工艺和科学技术。
杜尔哥还专门撰写《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部名著，以备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系统了解重农学派的理论与学说！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法国重农学派对于古老中国的重视！
法国重农学派对于中华文化（尤其是农业经济思想）的吸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哲学层面，自然秩序思想是法国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所谓“自然秩序”，是指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首先要认识自然秩序，其次按照自然秩序准则来决定行动方式，以保持一致。
重农学派认为，世间存在一种基于自然法的自然秩序，这种普遍而永恒的法则超越了人类活动领域，反映出构成宇宙的终极理性。明智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会努力揭示这一法则，然后按照这一法则的基本原理和规定来安排各自的社会。
这一点，非常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所谓“道”，是指规律、法则之意，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所谓“自然”，就是宇宙之本源。
1767年魁奈在其被誉为“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名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按自然法则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在他看来，中国以天为最高立法者，以合乎人性的道德准则为法，因此，中国的法律就是自然法。
他呼吁，任何国家若以中国为榜样，尊重“自然秩序”，上帝就会赐给他驱散黑暗的火炬，在荆棘载途的迷宫中平安前进。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魁奈可能没有看到深藏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里面的那些消极因素。
经济改革层面，法国重农学派还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提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著名口号。这与古代中国从“顺天之道”或“取法于天”的观念出发，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信奉“无为而无不为”的从政原则，极为相近。
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毫无疑问受到了孔子儒家道德学说的影响，承认道德的规律和秩序；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他们以此为武器，来反对使法国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农业发展层面，法国重农学派认为，农业经济的成败在于是否尊重自然法则。而所谓的“自然秩序”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农业、对土地增加财富的重视。为此，魁奈提出了社会“纯产品”理论，认为农业是唯一生产纯产品的部门，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农业的繁荣是国家成功的源泉。
很明显，这些思想非常类似于我国古代改革家的观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无农不立。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同历史时期的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并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重农思想。
无论是荀子的“强本论”、商鞅的“事本禁末论”，亦或韩非的“耕农之本论”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重视农业的中心思想。经济思想史家唐庆增先生为此评价说，“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有相当之影响，尤以对于法国之重农学派为最显著”。
中国古代传统的春耕籍田大礼也给法国重农学派留下极为深刻印象。魁奈非常赞赏中国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传统，他甚至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及其皇太子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以表达对中国统治者重农传统的推崇！
可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已经深深渗透于法国重农学派的重农理论之中。对此，我国当代经济学家唐任伍先生曾做过详细深入之研究。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重农思想渊源很深，但绝不能把二者简单划等号。尽管都是“重农”，但二者在重农思想的出发点上、重农的内容上、重农的根本目的上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陈勇勤先生评价说：“不应过分夸大中国先秦重农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毕竟法国重农学派是以重商主义的对比面出现的，他们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先秦新改良的封建主义农业形式与18世纪中叶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形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企图以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根基上的经济思想来充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基上的经济思想，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董恺忱先生也指出，“被魁奈所赞誉的中国儒家经济思想，原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产物，是以它同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虽受魁奈的推崇，而恰好与之相类者也仅只是其理论体系的外观”。
笔者也认为，法国重农学派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诸多理论的哲学基础都是“自然秩序”理论。而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则时空跨度大、系统性相对来说不是太强，更多的是一个思想体系。
总之，法国重农学派不吝优美言辞称道中国文化，其目的是为他们的理想王国提供可资模仿的实例。事实上，他们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国文化，已经有目的地被他们加工改造和咀嚼消化过了。
不过，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国重农学派根据自己学说的需要，精心取舍来自中国的一切，从而服务于他们自己所倡导的原则，客观上还是极大冲击了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污泥浊水，迎来了西方思想大解放的新时代。
现在，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这对当前中西方（尤其中法）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向西方文明学习、突破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糟粕的束缚、塑造现代文明，还是大有裨益的。